“白白地把很特殊的、有吸引力的自己给拆掉了。”
———香港歌剧中心艺术总监萧威廉
“九龙城寨从活的历史变成了死的布景。”
———《世界日报》主笔、香港大学前教授黄康显
“从九龙城寨也可以看出香港人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
———香港诗人秀实
“九龙城寨其实是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历史的一个象征，它的历史和空间特色，是150年历史的完美隐喻。一个隐喻的消解，也许代表一个梦的破碎。”
———香港作家茹国烈
“无政府式自治”是它的潜在规则
“1990年，九龙城寨最后一位居民迁出.这个占地只有3公顷，却共有350栋楼宇，住有10000多个家庭，共三四万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终于变成一个死城。这城寨在150年前建成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城’，有矮矮的城墙，有城门。到了1990年，城门城墙早拆了，却被一栋栋十多层高的大厦代替，大厦一栋接一栋，中间没有隙缝，连接起来，便成了高高的城墙。城寨变了城堡，城墙不只高，也很厚。从上世纪60年代起，九龙城寨像一个不停向高空和内部生长的城市。350栋大厦挤在一起，从高处望，像个月饼中间挖了一个窟窿。那里就是城里最古老的建筑———老人院和龙津义学，孤零零地被高高厚厚的大厦包围。”
这是香港人茹国烈用历史视角对九龙城寨的解剖与描述。6英亩大的地方，居住了约4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万人，堪称世界之最。在今天我们看到深圳的城中村的握手楼与川流的人群而惊叹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九龙城寨的人的生存境遇。所以九龙城寨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迷宫，而且是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上的迷宫。
《世界日报》主笔、香港大学前教授黄康显，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等不同的时间段进入过九龙城寨。在他的印象中，那一直是一个最穷的人住的地方，五六十年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但里面治安并不差。那边好像没有法律，但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便来自街坊会、黑社会及其它一些地方团体。城寨有自发组织起来的治安队。九龙城寨街坊会，原名为“九龙城寨街坊福利事业促进委员会”，成立于1963年5月1日。这个组织至今仍然存在。
黄康显认为，九龙城寨提供最便宜的饮食、最便宜的服务、最低的消费，它能让低下的人过好生活。居住在里面的人与“香港人”不一样，要求很低，但也很快乐。对于大多数人，那是一个只有现在，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地方，所以“自求多福”。为什么要拆城寨？黄康显归纳了两条理由，因为政府觉得它一是代表旧社会，二是代表了右派与传统势力。
然而与纽约哈林的贫民区比较，九龙城寨仍然是比较有空间的。它的治安比哈林区好很多，中国人注重教育的传统在九龙城寨里面有着延续。城寨里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外上学读书，这意味着它比哈林“逃出生天”的机会大。
用它的罪书写心灵救赎
上世纪80年代，九龙城寨拆除时，香港媒体曾有过一番对城寨历史的讨论。随之则涌现了一批以城寨为创作缘起的作品。然而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城寨黑暗面的描写与想象的再现，尤其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罪的衍生，却极难看到心灵的救赎。
为何香港创作人就选择性地忽略救赎的力量，为何对美好心灵的重塑显现出无力？其实在这个“罪孽滋生”之地，也有着无穷的对光明的追求，有着心灵的自我救赎，有着爱的传播。
冬天，是城寨死人最多的时候。那些吸毒的人，在这个季节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力气，呈现给这个高密度的城池一具黑皮骷髅。牧师们从城外赶来，为亡灵做最后的祷告。
在香港诗人杨慧思的记忆中，九龙城寨是基督教牧师最活跃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最多的地方。很多教会的人白天进入九龙城寨传教，晚上再走出城池融入香港的夜色。这里面有着多少救赎的故事与自救的挣扎，已随着历史的烟尘消散，无从追寻。杨慧思还能想起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的香港立法局议员叶锡恩，她曾到九龙城寨服务，帮助过许多贫苦大众。然而这一切，在今天的九龙城寨公园已无从得以体现。
潘国灵在他的小说《游园惊梦》中，就虚构了一对曾经生活在九龙城寨的父女在城寨拆除后来游城寨公园时的心境，那种无从追寻的失落感溢于纸上。“写的时候，城寨已变了公园。一次到访，发觉公园只有出土文物、碑石、柱础之类，一幅昔日居民的照片也没有。换言之，‘人’在洁净化了的公园被消除了。历史没有记取小人物的声音。所以，这篇小说虽以城寨为背景，写的其实是历史的建构、小人物被淹没的问题，透过一对父女提出对权力的质疑。
“另外，也想说到空间记忆和卷标的问题，城寨其实并不只是‘黄赌毒’，它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在挤迫环境下生存，牙医、猪红、砵仔糕、鱼蛋工场等都非常蓬勃，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力更新，是全世界城市中都少有的案例。”潘国灵试图以自己的小说来纠正一种意识的偏差，一种黑暗与暴力对历史真实性的遮蔽。他说：“这篇小说质疑的就是那种‘公园保留了城寨灵魂、记录了城寨历史’的那套官方论述，借城寨公园内的官方记录与小人物记忆的穿插并置，铺陈出一种‘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叙述，对文字书写的历史叙述提出质疑。”
茹国烈奇异地想象九龙城寨被时间迁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水下，到了海底，他相信城寨还存在着。或许对于大众，也可以把这种假想当做一种对已逝事物与情感的忏悔，一种精神自救的途径与方式，不管你身处香港面对九龙城寨公园，还是置身于任何一个流逝的空间……
HK HISTORY
城寨词典
牙医任何一个对九龙城寨有记忆的人，都会谈到牙医。密集的牙医诊所有如镶在九龙城寨街巷的一个牙套，一排话语的齿轮，成为城寨外面的人对城寨最深刻的标签式记忆。这些牙医都没有牌照，因为城寨不用交税，牙科医生们以及伪牙科医生们便在这里安扎，成为九龙城寨的记忆景观。
妓女色情也是九龙城寨历史或伪历史上一个十分媚俗的标志。香港摄影师梁广福给记者讲过一个城寨妓女的故事。她自从13岁进入城寨，被卖做妓女，只出过城寨一次，被老板带着去尖沙嘴、去庙街买衫，路过半岛酒店，在车上看了一眼那闪烁的霓虹，那是她对城寨外的香港最后的记忆。摄影师遇见她时，她已60多岁，仍然是一名妓女。
追龙追龙是吸毒最形象的比喻。那些香港电影中的白粉仔的原形，大多来自九龙城寨有关毒品自由贸易区的想象。追龙，据说在城寨是一件很普及的非义务教育。值得今天良善的人们警惕。
飞机因为启德机场就在城寨的边上，对于城寨里的人，飞机打头顶扫过，一次一次，以致形成了如同心跳与脉搏一样的提醒自己或纪念身体的方式。没有人能猜测到，城寨里的人对飞机有过什么样的好奇与向往，还是仅仅把飞机的起飞当做一次割伤耳膜的噪音，把飞机当做外面世界与己无关的玩具。
潮乐社据说，城寨里有许多人是从潮汕而来。潮乐社自然成为城寨居民最为亲近的一种娱乐与集聚方式。在香港摄影师所拍摄的城寨照片中，就有很典型的城寨居民在光线不是很充足的室内自娱自乐演唱潮乐的画面。在城寨消失后，这看起来似乎是那时生活在城寨里的人最正派、最廉价，也是最无法与传统的血脉割裂的娱乐方式。
HK VISION
映城志
《城寨出来者》
导演：蓝乃才1982年
作为电影文本，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那些通过各种途径从城寨里走出来的人，他们的命运与仍然留在城寨里（其实是留在历史里与从历史里出走的人）的对比。九龙城寨的彻底消失，使这部电影随即被誉为不能重拍的经典。
《省港旗兵》
导演：麦当雄1984年
在麦当雄的《省港旗兵》中，来自内地的犯罪分子躲藏在这里，下决心要在九龙城寨干一票的重要原因就是三不管。影片主要以城寨空间上的迂回挤迫感、以手提摄影机拍摄的九龙城寨巷战追逐，充分发挥紧张刺激的警匪动作片气氛。
《重案组》
导演：黄志强、成龙1993年
据说小偷或抢劫犯被警察追捕时，他只要逃入九龙城寨，就没有警察再敢往里面追了。因为那里面迷宫般的街巷同样是警察的畏途。而“警匪一家亲”的故事也是从城寨里产生出标准版本。1993年，城寨在拆毁前，让成龙及《重案组》剧组进入实景拍摄，对于电影拍摄者这是惟一的准许。城寨成为警匪故事的应许之地，这也是城寨的“罪”被无限放大的原因之一。
《功夫》
导演：周星驰2005年
《功夫》里的“猪龙城寨”其实指的就是“九龙城寨”，我们可以以电影里的包租公与包租婆及里面的生活场景作为一种想象的参照，当然，周星驰的草根人生及他的童年据说也可以找到城寨里生活的影子，所以他对城寨的想象或表现也并非空穴来风。
《龙城岁月》及《以和为贵》
导演：杜琪峰2005年
据说杜琪峰曾经8岁时在九龙城寨生活过，他以九龙城寨作为香港的象征，来写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试图展现一部香港黑社会的兴衰史似乎也并非偶然。香港黑社会元老为自身利益而明争暗斗，警方始终密切关注。
延伸阅读：
掌故式书籍：鲁金的《九龙城寨史话》（1998）、何瑞麟的《九龙寨城话古今》（2001）
小说：亦舒以九龙城寨做背景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天使》（1990）、林荫的长篇小说《九龙城寨烟云》（1994）、潘国灵的《游园惊梦》（2001）
剧本及舞台演出：杜国威的《城寨风情》（1998）
散文：也斯的《九龙城寨：我们的空间》
下期预告《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罗大佑的一首歌开启了所有人对这条路的认知。香港发端于此。从名字到建筑形态，都是旧香港的城市标志。早在港英统治时期，维多利亚的主体布局，就开发了这条与海岸线平行的主干道。1843年，皇后大道中段已成为中环的海岸界限。1856年，作为香港城市骨架的基本构型，皇后大道逐步构建成了“商业帝国的神殿”。下一期，解构香港的主动脉。
出版日期：11月15日
《香港地理》
出品：城市杂志中心视觉中心
监制：夏逸陶 王景春
统筹：亚牛 梁春雪
本期撰文：本报记者 谢湘南
本期摄影：本报记者 胡可（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