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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与傅雷
在上海:不只是房东与房客,更是挚友
日期:[2012年12月25日]  版次:[RB14]  版名:[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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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傅雷夫妇一家(后右二、前右一、中右二、中右一)、庞薰琹夫妇一家(中左一、前左二、前右二、中左二)、成家和夫妇(前左一、后左一)及宋淇(后右一)在庐山(1947年8月)。</p>

    傅雷夫妇一家(后右二、前右一、中右二、中右一)、庞薰琹夫妇一家(中左一、前左二、前右二、中左二)、成家和夫妇(前左一、后左一)及宋淇(后右一)在庐山(194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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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与傅雷在宋淇家首次会面

    我爸爸宋淇从来没跟我说他怎样认识傅雷先生﹐所以我唯有参考其他资料。杨绛的文章《忆傅雷》开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这虽是钱钟书夫妇和傅雷夫妇之间的首次会面,但发生在我爸爸宋淇家中,所以他与傅雷一定已经认识。

    我爸爸当时大概二十三四岁左右,从燕京大学毕业,留在学校教过书。他与傅雷可能因为翻译而认识,或许是我祖父宋春舫到法国多年,收藏很多法文书,而傅雷又留学法国,他们因为某本法文书的翻译而结识。

    杨绛的文章继续写道:“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

    文章中傅雷的“家”究竟在哪里?杨绛在文章没有提及。我这里有个一手资料:我姐姐1947年1月出生,家里聘请一名女佣人来照顾她,这个女佣人就是陆春莉。陆春莉的家乡在宁波,共七个兄弟姐妹,她是长女。她爸爸告诉她,家里人太多,负担不起,叫她出去谋生。她就到上海打工。她第一份工作的雇主是傅雷的邻居。有一天,傅雷告诉她,他朋友宋淇住在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宋家刚多了个新成员,需要请人照顾婴儿,问她愿不愿意去帮忙。恰好她原先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佣人,她就转到宋家工作。

    陆春莉和我说,傅雷以前住在她隔壁时,会听见他大喊大叫的声音,有时还扔东西,或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佣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

    傅、宋两家成为邻居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子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

    陆春莉说,1、3、5、7号毗邻一起,其中1号住着萧乃震成家和夫妇与女儿萧芳芳,3号住傅雷一家,5号住宋淇一家,7号住了一个叫黄嘉恩的生意人,他经常委托我爸爸拿车(我在第3期《青葱岁月》里说过爸爸曾做过黑市汽车买卖)。1949年以后,黄嘉恩去意大利做生意,不时经过香港,都到我们家吃饭,每次吃饭他都指明要吃红烧蹄髈———因为在意大利吃不到。吃到兴高采烈时,他说:“两三年才来一次,唯一的机会就一定要吃到饱。”

    不只是房东与房客

    话说1947至1949年,傅雷一家住在我们家隔壁时,他和我爸爸究竟有什么关系?应该不只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普通朋友。他们应该是好朋友,与宋家全家的关系都很好。从他们后来的通信看,傅雷会问候宋淇、宋希兄弟,在美国的宋哲明(宋淇的姐姐),我妈妈邝文美与她的家人,说明他们之间也是认识的。

    《傅雷百年诞辰纪念集》里有张照片,上面写着“到庐山疗养”,拍照时间为1946-1947年。照片里有我爸爸以及傅雷夫妇、庞薰琹夫妇、成家和夫妇等11人。其他都是夫妇一起去,而我爸爸是一个人,因为当时还没结婚。文集后面记载了傅雷的生平简介,写着“1948年11月底,上海情形混乱,受友人之托,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哪一位友人?傅雷在右派交待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

    一向以艺术翻译为重的傅雷,为何要办进出口公司?这应该都是托词。我猜傅雷是想从昆明远距离观察中国内战情况,然后再决定去留。《傅雷的最后十七年》提到,1948年,傅雷去昆明,当时积蓄几乎都没有了,开始陆续变卖家里一些田地,也将上海的房产抵押出来,才够钱到昆明。到昆明住旅馆,住了七八个月。到了1949年6月,傅雷夫妇和傅敏三人搭飞机去香港,而傅聪留在昆明读书,朋友吴一峰做监护人。

    我在1949年4月出生,5月我们全家到了香港。应该是我爸爸告知傅雷,如果在昆明没有进展就去香港。傅雷一家到香港后并没住在宋家香港的家里。根据从上海尾随到香港的宋家佣人陆春莉回忆,傅家住在香港岛北角区堡垒山(炮台山)。傅雷在香港住了差不多半年,不少朋友劝他留在香港,但他决定带家人离开,搭船回天津,从天津上陆地,转去北京,由北京搭火车回上海。在北京,傅雷拜访了陈叔同、钱钟书、杨绛、楼适夷、徐伯昕等友人。当时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清华教法语,请钱钟书夫妇说情。但他没兴趣教法文,他认为这只是一种语言,没有什么内涵,他只愿教美术。最终他没有留下来做教师,回到了上海,并决定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回上海后,他搬进了宋家的安定坊5号,一直住到“文革”时自杀。

    1949年后傅雷借住上海宋家

    1949年我们一家和三叔宋希都去了香港,剩下我曾祖父宋季生(尊称老太爷)、祖母朱伦华留在上海。爸爸想着屋子放在那里没人住,索性让傅雷一家搬进安定坊5号。于是,傅雷一家住在5号的一楼,我曾祖父、祖母住楼上。5号是一座独立洋楼,红色瓦顶,带独立花园。进门的左边是一楼的房门,右边有木楼梯直通二楼。现在安定坊5号变成了傅雷故居,里面仍然住人,但我没有回去探望过。

    傅雷住在宋家楼下,知道宋家很多事情,经常与身在香港的宋淇兄弟通信交流。我们家至今保留了一叠当年的书信,但有些信上面只有日月,没有年份。这里有一封朱梅馥写给我爸爸的信,日期标注为1月25日,我估计在1950年左右,因为信上写到:“我们搬进府上已有三星期多了”。“承令堂厚义,把全部楼下借给我们,甚为合适,大概已经布置就处,终日忙忙碌碌,将以前寄存在别人家的东西一一搬回来。”措辞可以看出傅宋两家不是普通房客与房东的关系,祖母直接把一楼全部借给了他们,宋家就搬住楼上。

    当时宋家在上海的财产由三个远房亲戚管理,分别是陈叔陶、温之章、林姓姑丈。其中陈叔陶人在上海,在傅雷遗嘱十二条写着“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意思是说从宋家借来的家私要由陈叔陶点收。

    邝家在上海Scott R oad有间大屋,里面有架我姨妈邝文伟的钢琴。我外祖父邝富灼在1931年过世,他的五个孩子,我妈妈邝文美嫁给爸爸住进安定坊5号,其他孩子后来出国。邝文伟去美国时留下了一个钢琴在Scott R oad邝家大屋,这种情况下,我爸爸妈妈就命人把它搬到安定坊5号。这琴最终成为傅雷儿子傅聪最早的一部钢琴。

    我这里有两封信关于这部钢琴。第一封10月29日,没有年份:

    “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为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

    另一封是11月18日:

    “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不要以为500万、550万是很多钱。我家里现在有本1952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定价26200元人民币,说明当时通货膨胀厉害,人民币不值钱。

    那会儿,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留在宋家的只有宋家老太爷和老太太,傅雷继续让傅聪用这部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而傅雷坚持买下这部钢琴,并坚持价钱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下一讲将讲述傅雷致信在香港的宋淇,鼓励他着手翻译简奥斯汀作品等往事,敬请关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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