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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与钱钟书
结交:与钱钟书相识于上海
日期:[2012年11月20日]  版次:[RB16]  版名:[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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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钱钟书致宋淇最后一函,1989年1月15日。</p>

    钱钟书致宋淇最后一函,1989年1月15日。

<p>    钱钟书赠宋淇《围城》签名本</p>

    钱钟书赠宋淇《围城》签名本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1

    2011年7月24日,我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作了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演讲,首度公开我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我爸爸在1996年逝世,享年77岁。钱钟书于1998年逝世,享年88岁。他们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通信,有138封。

    尽管爸爸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爸爸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钟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 .S . 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由于我所知有限,要完整讲述他们的事,就只好参考大量文献,所以那个讲座除引用宋、钱书信外,也穿插着不少别人的话,而我则负责剪裁、解释这些资料。后来我把讲座内容稍加整理,写成文章率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本期的口述史,我会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材料,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两位近代才士的文学因缘。

    钱钟书1942年写给宋淇的诗

    我们家现在藏有一本《管锥编》,扉页清楚可见钱钟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存正”。“悌芬”即我爸爸的笔名。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上海。当时爸爸和钱先生都在上海。爸爸住在江苏路284号(1941年至1945年),钱钟书住在辣斐德路609号。他们如何邂逅,爸爸没向我提起,我不得而知。只知道钱钟书在1942年送过一首诗给爸爸,题作《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

    微言妙质得谁如,年少东来信起予。

    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

    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

    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

    (自注:君先人宋春舫先生藏西籍书甚富;《中州集》卷十元遗山兄敏之诗自注:“先人临终有剖腹留书之嘱。”)

    我的友人、香港学者冯睎乾曾写过一文《钱钟书与宋淇的交往》刊载在2011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上。他的文章详细“破译”这首诗。他认为,要了解钱钟书如何看宋淇及两人相交之始,就要从此诗入手。现在我借花献佛,节录一下冯睎乾的分析。

    首联出句的“微言妙质”,化自王安石《思王逢原三首》之二“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当中的“妙质”又出《庄子·徐无鬼》,借喻难得的知音,全句大意就是慨叹曲高和寡。据《王直方诗话》,王逢原因为厌恶络绎不绝的访客,曾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钱钟书晚年也有王逢原的烦恼,爸爸计上心头,便为老友设计一个“逐客书”的样式,供他复信时随意套用,但钱钟书未采纳。(我会在后文附上内容。)

    首联另一句的“年少东来信起予”,依然是袭用王安石成句,来历是《示公佐》的“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爸爸比钱钟书年轻9岁,当时二十二三岁,故称“年少”。所谓“起予”,是孔子称赞子夏谈诗能“发明己意”。自1938年起,爸爸写了不少西洋文学评论,发表在《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等,其好友吴兴华曾称他为“批评家中的王子”。钱钟书第二句赞扬爸爸鉴赏文艺的才华,诚非虚誉。

    颔联“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是咏爸爸的性情、嗜好及家学。出句“将母”见《诗经·四牡》,指奉养母亲;“呕心”则用李贺故事(见李商隐《李贺小传》),这里指我爸爸身体欠佳,却耽于创作,嗜诗更甚于命。其好友吴兴华就曾说过,他在大学时“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我在之前的口述里有提及,爸爸在抗战期间患了肺病,当时没有盘尼西林,接受了土方法(硫磺疗法)治疗,治疗不当,结果引致后来几十年疾病丛生,爸爸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更幽默地署名“五湖废人”(《射雕英雄传》一角色的别号)。全句是钱钟书对年轻诗人的忠告,即劝他要爱惜身体,好侍奉母亲,切忌呕出心肝去作诗为文。

    对句“绍翁剖腹肯留书”,钱钟书已有自注。是指爸爸的爸爸宋春舫留下著名藏书楼“褐木庐”。这句诗的意思,是称许宋淇能继承父志,广蓄书籍。但我认为父亲喜欢阅读远多于藏书,不肯定钱的诗句是否反映事实。

    颈联“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是钱钟书夫子自道。出句的用典来自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照字面上讲,是说自己这么清癯,正宜栽竹烹肉。落实到生活中讲,也可借喻钱钟书跟宋淇这类文人雅士吃饭畅谈,一扫闷气。对句大概说自己用古雅的文言写《谈艺录》,正值沦陷,不无穷困之苦。

    尾联“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先是自谦,再称颂宋氏家学渊源。末句“茗香”,指跟爸爸宋淇同宗的宋大樽(字茗香),乾隆年间人,著有《茗香诗论》。文人赠诗用对方同宗的典故很常见,这“茗香馀”句按字面直说当然可以,但未免流于文字游戏,所以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宋春舫精于西洋文艺评论,风流馀绪披于宋淇,致诗人也“惭”于与他商略文章。

    依据此诗,爸爸与钱钟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呢?至少有段日子,他们是每星期都聚,我爸爸写过一封信给钱钟书,由此可以作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钟书信)

    上海的“文人派对”

    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当时见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这样写道: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2011年,正是杨绛的百岁诞辰,她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也提到当年谈话的内容。她回忆道: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笔谈》)

    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

    “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 es Bosw 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钟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1921-1966),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钟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

    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钟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

    现在我读到这些文字,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钟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与钱钟书“文革”后的通信等。标题及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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