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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经历与退休生活
日期:[2012年11月13日]  版次:[RB15]  版名:[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p>    宋淇创办的《文林》杂志创刊号。杂志办了一年即停刊。</p>

    宋淇创办的《文林》杂志创刊号。杂志办了一年即停刊。

<p>    1971年,宋淇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图为宋淇在翻译中心,手里拿的是《译丛》杂志。</p>

    1971年,宋淇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图为宋淇在翻译中心,手里拿的是《译丛》杂志。

    柳存仁为宋淇好友

    1966年,“文革”启动,从内地频频传来坏消息。8月3日,我爸爸的挚友吴兴华在北京被批斗后得急病去世。9月3日,爸爸另外一位挚友傅雷与妻子在上海宋家房子里自杀身亡。祖父宋春舫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家里脱离关系,所以二儿子,也就是我爸爸当家,上海的房产归在他的名下。1949年,爸爸到了香港,“斗地主”还没有他的份儿。当时宋家在上海的物业由三个远房亲戚打理,一个姓温、一个姓林、一个姓陈。他们三个很倒霉,房子不是他们的,但他们是现成的批斗目标,并且宋家偏房竟然有人举报他们徇私贪污。

    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1967年初,香港出现劳工纠纷,左派工人认为警察偏袒资方,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我们必胜,港英必败”、“打倒白皮猪、黄皮狗”等口号,扔石子、玻璃瓶、炮仗、汽油弹等。有一段时间街上出现炸弹,有真也有假,通常贴上“同胞勿近”等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早上上学,在嘉道理道看见前面有一个纸袋,贴有“同胞勿近”。我当时绕到对面街,继续去学校,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父母开始考虑送子女出国。当时我还没读完中五就被送去澳洲。我1968年1月离开香港,到悉尼一间天主教中学寄宿。选择澳洲是因为爸爸在那里有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是电懋同事秦羽的弟弟,一个是徐诚斌主教的梵蒂冈同学,第三个是爸爸的朋友柳存仁。柳存仁并不在悉尼,他是首都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的教授。

    关于柳存仁,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他与张爱玲以及我爸爸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但到我想问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根据资料,柳存仁的原名叫柳雨生,生于1917年,卒于2009年。抗战胜利后,柳雨生被批为“汉奸文人”,但他好像没做什么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只是用了日本人的钱去办杂志罢了。柳雨生随后改名柳存仁并移民澳洲出任国立大学东亚文化系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我爸爸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柳雨生其人其事,只跟我说柳存仁是他的好朋友。

    柳存仁是北京大学学生,我爸爸是燕京大学学生,两人在北京未必认识,但两人其后都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应当是相识于上海。张爱玲在《重返边城》、《小团圆》、《易经》等书说香港沦陷后她被迫停学回上海。搭船回去时,在船上遇上一群文化界的名人,包括梅兰芳。因为日本人觉得这群人有宣传价值,所以把他们押回上海,梅兰芳因此而蓄须明志。在这艘船上还有一个文人就是柳雨生。张爱玲那时还是个学生,没资格与这群文化人打交道。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开始创作。柳雨生办杂志好像没刊登过张爱玲的文章,但柳雨生写过几篇评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在上海,爸爸认识柳雨生,张爱玲认识柳雨生,但爸爸不认识张爱玲,两人到香港才碰面。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张爱玲在写给我爸爸的信中提到:她在美国一个学术会议上看到柳存仁,但柳存仁装作不认识她,所以她发牢骚。我爸爸没有跟张爱玲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柳存仁说过,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谜。我知道柳存仁和爸爸关系很好,他每次经过香港都会来我们家。柳存仁很细心,我爸爸过世后,还会寄一些东西给我妈妈,如一些首日封。目前这些首日封还在家里。

    曾想专攻《红楼梦》研究

    子女出国后,爸爸专心养病。身体好些后,爸爸申请香港大学的研究员空缺,专攻《红楼梦》研究,但被拒绝。他那时写的文章大多与《红楼梦》相关。他写了不少“红学”文章,研究些很细微的事情,如丫鬟的命名、黛玉房间的对联等。我相信,如果当时研究奖学金通过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正式主流的“红学”研究者。张爱玲曾写信安慰爸爸说:“你拿不到奖学金很可惜,你是研究《红楼梦》好人选。”我爸爸回复说:“没办法,想做的东西做不到,所以变成这样。”

    后来我爸爸才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校长特别助理。校长有秘书帮他处理日常事务,我爸爸则帮他处理特别事务,如为校长写演讲稿之类的。例如中文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需要出版纪念册,校长需要写校史类型的文章,但他没时间写,就托爸爸写。有才华的人不可能去帮人写演讲稿、作书序,爸爸刚好有本领又不想抛头露面那么辛苦,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中文大学有员工宿舍,所以我爸爸妈妈那时住在学校,嘉道理道的房子则放租出去。我们嘉道理道的房子当初是租的,房东是国务院下面的一间中资公司。“文革”晚期,公司领导们不想被揪揭是香港的“大地主”,下令抛售房产。房东以港币189,000元廉价卖给了我父母,这个价钱今天连半个车位都买不到。

    我认为爸爸在中文大学的工作不太忙,他才可以在空闲时间写文章。我爸爸1968年开始写文章。1971年,他开始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中心。当时香港市场需求大量够资格的翻译人员,中文大学启动翻译文凭项目。1973年在翻译中心里办学术期刊《译丛》(R enditions),内容多为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翻译,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亦有张爱玲专题。译者基本为外国人。这本期刊一直持续至今。最近一期为科幻专辑,收录了《新石头记》和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1997年,我与姐姐为纪念爸爸对翻译事业的贡献,捐出港币一百万元,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成立了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

    著名学者、翻译家金圣华曾写了一篇怀念乔志高(高克毅)的文章,里面提及了爸爸与朋友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的经历:

    “当年,在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工作的有三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即宋淇、蔡思果及高克毅,一群年轻的女同事促狭地把这译坛三宝称为‘三老’,并且各冠以绰号曰:‘宋老板、蔡老师、高老头’。大概因为宋淇不苟言笑,像位老板;思果循循善诱,像位老师;至于乔志高呢?因为傅雷早有名译《高老头》在先,就让人沿用其名,变成不老的‘老头’了。”

    创办《文林》杂志

    1972年12月1日,《文林》杂志创刊,由胡仙邀办,《星岛日报》出版,彩色印刷,每期卖2元港币。胡仙是胡文虎长女,1954年接管其父创办的星系报业有限公司,办有《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等。胡仙旗下报纸的发行量很大,但她想做更高品质的文艺刊物,所以找上我爸爸,请我爸爸担任《文林》的总编辑,另一个是执行编辑陆离。爸爸跟胡仙说明这是亏本生意,胡仙没有异议。杂志其实只有这两个人,其他都是星岛集团的员工兼职或特约作者。陆离是香港传奇人物,在我小时候香港有一份《中国学生报》,陆离和她丈夫也有参与其中,介绍法国新浪潮等前卫电影。

    《文林》是一本只为兴趣不为赚钱的杂志,好像很给力,但我爸爸工作了一年就觉得太辛苦了,因为要约稿还需要自己写稿。从杂志前几期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些是硬拉别人写的,有些是他自己写。有时在同一期杂志中他自己要写好几篇,然后用不同笔名发表。如1972年12月1日《文林》杂志创刊号上,有我的教父蔡思果的《算盘与电算机》、我姐姐宋元琳署名袁灵写她公公的《曾景文的七彩世界》、爸爸挚友乔治高(高克毅)的《不骂人的艺术》、梁实秋《骂人的艺术》、於梨华《林山大赛侧写》、爸爸署名杨晋写的《翻译·幽默·林语堂》、爸爸署名林以亮写的《美国的生死关头》,而陆离发表了五篇文章,总共19篇文。在紧接着的几期内容里,可以看出稿件拉稿比较勉强,很不容易才凑齐一本杂志。还好爸爸没有跟我约稿,但那篇有关傅聪的文章中的唱片封面是我提供的。1973年3月26日,爸爸写信给胡仙辞职。杂志办了一年后宣布停刊。

    现在香港当红的作家也斯当时也加入了这本杂志,他把我爸爸对他的影响写入了《那段跟宋淇吃西餐的日子》一文中。他说那时刚刚出来学做编辑,进《文林》工作,其实就是跟我爸爸做事。“进入《文林》跟随前辈工作……宋淇先生对诗、对文学艺术的热心,感染了我们,至今未曾止息。”

    退休后专心炒股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爸爸从中文大学退休,搬回嘉道理道自己的房子住。既然时间多,爸爸就专心炒股票。爸爸的本金是自己的一笔退休金,加上三弟宋希的积蓄。宋希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专家,长期驻守在金边、越南、沙巴、新几内亚等地。因为工作地点荒芜,所以薪水加倍,加上有钱没法花(例:回教领地沙巴当时是禁酒、禁烟、禁影视),所以他的积蓄是可观的。爸爸不做技术分析,只看基本资讯(如电视、报纸、新闻杂志、股票研究报告等等),将本金翻了几番。后来觉得形势不妙,抛掉所有股票,兑换外币,结果逃掉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灾。

    爸爸于1996年12月去世,死因是支气管炎。遗产处理非常简单,因为他身无长物,房子已经转给子女,银行户头多年前已经取消了。律师说不可以填零,所以财产申报了港币一千元。2003年,妈妈中风,我从美国回来照顾她,妈妈2007年11月去世,她最后的五年是我陪她过的。

    爸爸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替爸爸出著作全集。爸爸的著作大概可以分类为文艺评论;新诗;剧本;序跋;翻译论文;翻译作品;红学论文。这样的著作全集可能没有什么市场,因为要看《红楼梦人物医事考》的人未必会看《美国诗选》,要看《金庸访问记》的人未必会看《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所以沒有什么进展。

    爸爸为何只写小品文章?他有没有想过写长篇巨著?1945年11月的《燕京文学》爸爸以宋悌芬笔名发表散文诗《题目》,是典型“文艺青年”会写的文章。

    “为什么我只能写短短的小品?我从来没写过长篇巨著,连我写的诗也是短短的抒情诗,有人说文字就是一个人性格的表现;这话我不大信……我也追求过最高的美德,坚忍的毅力,和一切‘巨人’所应有的特质。难道这些都不能使我将来的作品有五幕的悲剧,里面的英雄在注定的命运下挣扎;几千行诗史,里面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的秀发争斗,和二十厚册的历史小说?”

    爸爸不是不想写长篇巨著,但他要面对养妻活儿的压力,他的小品文章都是从正职偷时间写的。退休后,爸爸炒股票可以不需要为金钱烦恼,照理有时间去写他的“巨著”,但他的身体健康不容许。如果爸爸可以写长篇巨著,又会是什么呢?1992年爸爸跟我说他想写一本《张爱玲传》,因为他是张爱玲的挚友,会得到她的支持和合作,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他应当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但爸爸说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做,这是他的遗憾,我觉得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与钱钟书的交往,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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