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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
童年生活与燕京大学
日期:[2012年9月18日]  版次:[RB15]  版名:[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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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宋淇与邝文美合影。</p>

    宋淇与邝文美合影。

<p>    宋淇的大学毕业照片。</p>

    宋淇的大学毕业照片。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3

    在上一讲,我提到祖父宋春舫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宋梁是大哥,我爸爸宋淇是二哥,宋希排第三,而女儿就是哲明。解放后,宋梁带上他的儿子天泰到新疆,脱离了这个家庭。自此之后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南方都市报有关宋春舫的两篇口述史刊出后,我堂兄宋天泰看到并电邮我。我希望以后会有机会从他的方面去了解宋家的历史。

    “卜卜斋”的读书声

    现在我们开始谈谈我爸爸的经历。我爸爸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原名宋淇,又名宋悌芬(S teph enSoong),笔名宋奇、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庞观清等。他从小以经史子集启蒙,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学士。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人有深交。1948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主编过颇有影响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等,是香港作家中“触电影”最早的人。他1972年创办《文林》杂志。1968年至1984年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出版《译丛》中译英半年刊,他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昨日今日》、《更上一层楼》、《红楼梦识要》、《林以亮论翻译》、《林以亮诗话》等。

    自小爸爸就在上海大屋(愚园路1000号)里进行私塾教育,即广东人所说的“卜卜斋”。为什么要叫“卜卜斋”呢?其一是因为如果学不会,会被先生用木尺打头,发出声响;其二,“卜卜”就是背书的节奏。我小时候,老师为了检查我们有没背书,让我们一人接一句地背某个段落,而我们从来不知道老师抽查的顺序,只好硬着头皮去背,发出“卜卜”的节奏。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爸爸当时所接受的是一对一教学,或是跟弟弟宋希一起。当时他读过的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诗经》、《春秋左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庄子》与《列子》。其中《庄子》与《列子》不是塾师的主意,而是祖父宋春舫的主张,认为它们的文体有特色和个性。爸爸并不知道背“四书五经”是否有用,但这无疑为他将来的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提到,我的曾祖父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也较为吝啬,所以请老师来教应该是祖父宋春舫一人的决定,他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有益。我爸爸和叔叔宋希都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在学业上都尽量不要去打扰双亲。

    我父亲宋淇和叔叔宋希知道他们的爸爸在青岛有一所大屋,大屋里收藏了大量外文书。他们到青岛时会去阅读。由此可见,两个孩子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对外文产生了一定兴趣。至于他们是怎么学习外文,没有详细资料,我手头上仅有的资料告诉我们:我爸爸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念高中,这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附中。我爸爸1919年出生,如果按照简历所说“1932年进入圣约翰高中”,才年仅13岁,所以这个高中未必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高中是同一个概念。圣约翰高中采取英文教学,所以他不可能一个单词都不懂就入学,可见他有一定的根基,我猜测是请私人老师辅导。

    我爸爸写了篇《毛姆与我的父亲》,里面提到他的学习英文的经历。“他(宋春舫)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1935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

    入读燕京大学

    我爸爸16岁就入读燕京大学,可能是由于祖父宋春舫是燕京大学教授。当时并没有联考制度,申请入读大学通常都是凭借介绍信。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与他玩得较好的同学有张芝联,他父亲是张寿镛——— 光华大学的创办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转移到外地。后来,我爸爸用笔名林以亮给夏志清《鸡窗集》写了一篇序,名叫《禀赋·毅力·学问———读夏志清鸡窗集有感》,提及当年事。“七七事变”之际,爸爸正在青岛歇夏,华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赶去上海,谁知却碰上“八·一三”。他和一位燕京同学商量,这次是长期抗战,不如往内地大学继续学业,遂决定去南京转汉口,向武汉大学登记借读。谁知战局情势急转直下,到了圣诞节,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对借读生并无特别安排,于是只好回上海租界内的大学借读。这位燕京同学应该是张芝联。

    但据我所知,当中过程并不简单。他们首先逃难到了重庆,在那里他们只能住山洞,那里的老鼠(“耗子”)非常大,环境很恶劣,我爸爸亦因此染上肺炎,后患无穷。今天患上肺炎,服用盘尼西林就可以根治。但当时药物缺乏,只能根据土方法去处理。而这个土方法就是服用硫磺,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料理不佳,我爸爸后来一辈子所有关于肺部的问题,就因为硫磺留下了病根。

    肺病跟随了他几十年了,他辞退多份工作,都是因为被病魔缠绕。1952年他到美国新闻处担任英文书籍翻译,做了一年就辞职,原因是身体不好;又例如他在邵氏工作的时候,肺部不停感染,不停积脓水,只能在腰部钻孔,然后插一条胶管,由此引出脓水。上班得穿西装,他就把脓水引流入一个玻璃瓶里。大家觉得奇怪,怎么走到哪里他都挽着这么一个有胶管的大纸袋?在他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有一次是割肺结石,那块肺结石顶住了肋骨,肋骨刺穿了肺,而肺结石很硬,硬得最后把电动锯都崩断了。多年照料他的医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名字为卢观全。有不少资料说我爸爸到过美国留学,其实没有。无法去美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离不开这位医生,二是移民到美国,首先需要做肺部检查,肺部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医生无法做出美国人认为是正常的解释,所以我爸爸说,这辈子移民到美国无望了。

    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加上内地生活条件不好,爸爸只在国立武汉大学借读了一学期,1938年便到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那时光华大学的同学中有来自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夏济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选的课教授好而学生少,彼此切磋,乐也融融。同学大都志趣相投,还合力出了一本同人杂志:《文哲》,轮流编辑。在上海期间,他还编了一本杂志,叫《西洋文学》,到了1941年8月,这本杂志就停止了。

    1939年,燕京大学重开,爸爸回到里面读书,1940年以名誉文学士毕业于西语系。现在有人说他就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也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系,当中关系很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环境下的科系变化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比较文学系,但简历上写了西语系。所以我猜测准确说法是在西语系,念了比较文学专业。1940年他留在母校,担任西语系主任助教,授大一、大二英文、翻译,直到“珍珠港事变”学校为日军封闭。

    大学生活与好友

    1938年,祖父宋春舫因肺病在青岛去世,享年47岁。当时曾祖父当家,加上他很吝啬,所以他并没有给在燕京生活的宋淇、宋希两兄弟太多的生活费。当时宋淇和宋希一起生活。宋希性格非常害羞,一直跟随哥哥,非常听哥哥的话。宋淇只比他大三年,一直非常照顾他,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哥哥。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还是不太富裕。像好朋友吴兴华的妹妹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最终遗憾离世,这对吴兴华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而身为好朋友,爸爸无能为力,也很自责。

    据我所知,燕京西语系系主任是位名叫谢迪克的外籍教授,对爸爸和他的朋友影响非常深。这位教授全名叫H aroldShadick,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在多伦多大学念哲学,1925年到1942年到燕京教书,1943年至1945年燕京沦陷时被拉去集中营。1938年秋季,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在著作《洋嫂子&洋妹子etc》中提到了谢迪克。“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但由于战乱的关系,他在1946年回到美国东部。直到1993年,他和我爸爸才有书信来往。

    我爸爸提起他的大学生活,喜欢玩弄新生,喜欢“拖尸”。“拖尸”是英语动词“T oss”的译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面。他有六尺高,在燕京的时候非常喜欢打篮球,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这位孙姓朋友有一位女朋友,而这名女朋友名为邝文英。邝文英充当起红娘,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爸爸,她就是我妈妈了。当时我妈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而邝家也是在上海居住的。所以趁着放假期间就介绍爸爸给妈妈认识。我爸爸就只能在放假的时候才能和妈妈见面。有人说我爸爸和妈妈是燕京的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有关他们相恋过程的文献就没有多少,我这里有些书信,都是从香港到海外公干时写的家书,但并不是初恋时期。

    很多好友在爸爸的日记中出现过,但他基本不跟我们提及。孙以亮应该是我爸爸比较重要的朋友,依据是爸爸常常用林以亮作为笔名。他曾跟我说过,喜用林以亮,从我姐姐的名字(宋元琳)中取“林”,在我的名字(宋以朗)中取“以朗”,但由于“林以朗”念起来很拗口,所以就改为“林以亮”了,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其实是来逗逗我们小孩欢喜。他应该是怀念孙以亮。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

    爸爸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徐诚斌,他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同学,《西洋文学》编辑,解放后也到香港。他英语很好,能够考取香港公务员。由于他住在我们家,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可以拥有一台电话。在当时,并不是有钱就可以拥有电话的,还需要够资格,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962,只有四位数,可见当时在香港不会超过一万台电话。后来徐诚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了罗马读神学,三年后回香港做神父。他从天主教书店开始工作,在每个职位都做得很出色,升职成为香港区天主教主教,他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主教。所以,直至今日,可以在香港找到以他命名的纪念学校。我们可以在《张爱玲私语录》中找到他的照片,他在1976年去世。

    到香港后在我们楼上住着一位姓陈的先生,他是爸爸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到港后双方见了面仅仅是打招呼而已。爸爸有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会这么冷淡:这位陈姓同学在燕京时是一名“小白脸”,傍上了孔祥熙的儿子,并认识了他的妹妹,两人继而结婚,后来婚姻破裂,这位陈姓同学得到一大笔钱跑到香港做生意。他并不想见到知道他往事的人。所以他们每次在大楼的电梯里头碰见都非常尴尬。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在上海办杂志、排演话剧等经历,敬请读者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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