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下午5点半左右开始，一场夹杂着大雾、冰雹、疾风及雷暴的恶劣天气来袭，广州随即被卷入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全面困境中。市区内录得降水量逾50毫米，被形容为50年一遇。全市各地频发险情，54处出现严重水浸街，更加重了交通通行难度，其中天河区主干道基本瘫痪，岗顶更是淹成水塘。无数市民被堵截在暴雨中，或阻塞于车内，或滞留于商场，或拥挤在地铁中，整个城市的秩序全被打乱。

　　细节无需多说，广州确实在雷暴中显出窘态。当然，假设这场大暴雨发生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恐怕都难免类似的慌张和忙乱。然而，即便这种推测成立，市民受困于暴雨的遭遇不该随雨停而变得无足轻重。责任部门尤其要耐心听讲，仔细倾听民众抱怨。实因自坏天气伊始，水浸街重现街区，政府治水的承诺被再次记起，同时，政府承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受到质疑。

　　市民绝非简单地批评政府，在那些抱怨声中，涉及到BRT的效能、地铁新线路的布局，甚至忧虑这样的城市功能会否累及亚运会。公众想的一点都不自私，反倒是某些专家和部门的辩解显出小气来。比如就有声音说，总会有几天要淹掉，发生水浸街是小概率，如果全部按最大排水量计算，永远不会淹水，但会造成浪费。有的还认为要等旧街区改造完再说，反正只能等待和苦捱。

　　不能说这些意见毫无道理，广州处在特殊的气候区域里，强降雨不可能天天有，下水道的口径大小要迎合多大的降雨量才合适，这是尚未定论的标准问题。对此，广州市水务局负责人也持有保守观点，倡议辩证地看待水浸街现象，认为广州不能提彻底解决水浸街问题，因为下雨的自然现象不可控制。如此，官方对水浸街的辩证式理解就与民间的根治愿望有了距离。

　　不过有了天河区岗顶水浸的案例，使有关部门的水浸街辩证法缺乏说服力。这个耗资百万改造的排水系统在前日失去效用，岗顶几成泽国。而检索旧闻可见，当时工程方保证，就算再来一次像去年6月2日那样的特大暴雨，系统也能抗得住。前后对比，意味尽在不言中。即便部门审慎地确定整治水浸街的技术标准，也并不代表现有的选择就一定是对的。辩证法需要为公众想得更多才是。

　　广州治水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河涌综合整治工程、调水补水工程、水浸街治理工程等，投入庞大，15个月后的亚运会是水浸街治理的最后日期。各种工程确实在努力推进，但效果如何还要等待大风雨的考验。尽管水浸街有客观因素，也有天灾使然，可人力所为是否就因此放弃高标准呢？显然，广州还需要跨越横亘在行政方与市民间的水鸿沟，这既要求摒弃技术标准上的执拗见解，也应该包括提高城市的公共应急水平，增强应对水患的政府动员能力。

　　去年6月2日的强降雨集中在萝岗和白云区等周边，对应急能力要求不高；而本次雷暴则转移到中心城区，对广州一举造成重创。气象台在下午4时挂出雷暴黄色预警信号，政府为1个小时后暴发的降雨有何紧急准备？事实是，在数小时的失序状态下，交通疏导、人流疏散等方面的公共应急响应明显不足。可见，除了建设硬件削弱水浸街，城市应急能力还需拉近与现实要求的差距。

　　雷暴过后，很可能就是雨过天晴，甚至就此完成今年的小概率水浸“指标”。如果以此为据，就此安逸于水浸街的辩证法，轻易却步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借口，很容易迷失治理的方向。水鸿沟是无形、透明的，却同样能变得有形而坚硬，挫伤民心，这与广州追求的城市文明并不相容。是该考虑一下：在治水日程表上，广州每天投入1亿元，铲除水浸街不差钱，可短缺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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