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玉溪市北城镇青年李乔明涉罪被刑拘，1月30日羁押进看守所，4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官方给出的调查报告认为，李是与狱友在玩“躲猫猫”游戏中发生冲突，受伤身亡，排除看守所民警的责任。此事披露后，舆论哗然，带有戏谑、嘲讽意味的“躲猫猫”一词迅速风行网络。近日，云南特邀10名网民组团加入调查委员会，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希望帮助澄清真相。

　　看守所是惩戒场所，本该护卫森严并杜绝嫌疑人安全状况出问题。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发生了非正常死亡事件，而且对外宣称的致死缘由又是如此匪夷所思。因此，整起死亡事件带有浓烈的荒诞色彩，其情节堪比最富想象力的魔幻小说。尽管其现实逻辑并非全无可能上演，但绝对超出了世情常理所能接受的范围，这是舆论普遍排斥、乃至厌恶官方结论的主要原因。

　　“躲猫猫”事件绝非孤例，类似的社会事件同样还有很多，依次见诸周老虎、打酱油和俯卧撑等词汇所指代的舆论风波。在这些轰动一时的风波中，无一例外存在一个官方给定的调查报告，但其结论及权威性无一例外地受到质疑。“躲猫猫”致死案延续了舆论中的质疑趋势。公众渴望知道实情，却又对欺骗异常警觉。

　　云南此次迅速组织网友进入真相调查委员会，甚至担任委员会主任，目的就在于改善大众的不信任情绪。在具体操作中，试图少量引进外部观察者，调剂调查及其结论的官方口吻，软化舆论中质疑意见，总之是冀望于增强“躲猫猫”调查的公信力。因而，云南对网友的邀约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政府公关策划。由于针对“网民”这个开放而积极言说的群体，从舆论的最初反馈来看，这个旨在收获可信度的计划开了一个好头，以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为由，从而奠定了一个有利的话语地位。

　　只是，网民调查团由官方主导成立，被寄予厚望，然而它始终没有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网民调查凭什么介入事件？网民是否有权要求看守所、涉事警员及其他参考资料向社会开放？即他们如何突破坚硬的现实？如果参与者一触及关键部分，有关方面就以“调查正在进行中”婉拒，不能调阅监控摄像，无法与当事者对话，那么网友调查团与调查对象被是合法地相互隔离。

　　按照既定原则，网民调查团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躲猫猫”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以公检法的结论为准。从过程上看，网民如果不能够接近调查的核心环节，他们虽获邀却难于动摇早已定下的游戏规则；从结果上讲，网民调查团就成了全部调查安排中可有可无的参照成分。实质上，网民调查团成了身处外围的观摩团，大约连见证人的角色都谈不上，它无力道出事态的真实景象。

　　召集网民调查团是聪明的主意，也对网络舆论释放出善意，但它的成功取决于跨越现实政治障碍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这个障碍就是政府输出真相的现有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政府习惯于独自塑造自身的权威感，社会监督力量往往被排挤在外，政府威信虽历久而不得巩固。假如维护和挽救政府公信力的努力不能对症下药，反而舍本逐末，恐怕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真相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真相焦虑症：或者不满于宣示的真相不被认可，或者担忧真相被抹杀。其实就“躲猫猫”事件来说，对接社情民意的理想中介仍是大众媒体。在组建网民调查团的同时，有必要让媒体独立、自主地展开报道，让记者毫不费力地会见新闻当事人。只要让报刊网媒根据新闻规律运作，足可产生可信的真相。

　　若要真相赢得尊重，至少不能忽略一些核心事实，它们需要被集中追问、真实呈现。比如悲剧发生十多天了，尸检进行得怎样了，死亡与致死原因的对应关系是否严密。诸如此类。这些中心细节是营建真相、并令其确凿可信的基本材料。相较于网民调查团，政府促成社会力量自由取证必不可少。网络上的喧哗源自别处，不该仅仅用网络办法解决，这是需要继续求解的行政命题，也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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